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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贷款将是银行业的宿命?
发表时间:2018-09-18 09:48:25

即使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并不必然改变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道德风险。最近,一家小型银行为小股东提供的40亿元“抽屉协议”说明,商业银行违规行为已不仅仅是个别和例外,而是到了一种普遍和常态化的程度。

不良贷款将是银行的宿命?
  经济下行周期与银行业风险资产上行正在形成钱江潮式的碰头。有消息称,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随着银行业不良贷款逐步暴露及核销力度的加大,16家上市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核销数量达7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总和。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944亿元,较上季末增加483亿元。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指出,随着更多不良贷款的暴露,商业银行也应当加快不良贷款核销工作,尽量避免高拨备与高不良贷款并存,账销案存,轻装前行。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监管层第一次隔空喊话,7月中旬,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先后表示,银行业要加快不良贷款核销的进程和力度。
  与风险资产一起冒出来的,还有这个行业管理团队的委托代理风险。近年,从农行到邮储,多家大型国有银行领导层出问题,近来,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商行接连发生爆煲事件。本月10日,中纪委公布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武文元、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党委书记王振坤、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杨进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一个下午,三名金融业高管被查,史所罕见。
  经济下行期间,商业银行早年激进的经营模式所掩盖的违规事件和金融丑闻大量暴露。纵观出现问题的风险资产和风险案件,一些金融机构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的违规贷款,都投向了“不具备资质或手续不全的项目”、“担保不合规的项目”,或者是“不具备偿还能力或提供虚假资料的企业”,并且“其中大部分已形成不良”,从中可见大型上市银行形同虚设的公司治理和脆弱的风险控制体系,农行副行长长杨树琨涉嫌接受地产商巨额行贿和境外豪赌,并欠下巨额赌债。
  可见,即使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并不必然改变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的道德风险。最近,一家小型银行为小股东提供的40亿元“抽屉协议”说明,商业银行违规行为已不仅仅是个别和例外,而是到了一种普遍和常态化的程度。
  经历连续数载信贷洪峰的高位冲刷,在经济减速阶段,银行业资产质量恶化态势日益显现。2012二季度末,银监会公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564亿元,两年过去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就轻松实现了“翻番式倍增”,而这才是银行业资产质量隐忧的冰山一角。多家银行2013年报显示,在五级分类中,“关注类贷款”呈连续上升态势,余额应在2万亿元以上,这其中大部分都会陆续计入不良。
  一位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人坦言,不良债权的集中暴露才刚刚开始,未来两年是银行业风险集中释放期,不良贷款在现在基础上乘以2或者3,都不会让人吃惊。当然,传统的遮丑办法是“面多了掺水,水多了和面”,以时间换空间,再多的不良都可以通过时间来消化。
  不良贷款总量虽然翻番式倍增,但近年来通过“催肥”分母,做大总量,不良率似乎不高,但绝对值不可低估,大家都通过“以大包小”,“以长包短”、循环滚动来把风险资产兜住,风险后移。实在包不住了,当事人升迁的升迁,调任的调任,奖金早已兑现,留下一地鸡毛。
  一位银监会高官说过,中国银行业的体制病是“爱疯”,突出表现为“三爱疯”:疯狂拉存款,疯狂放贷款,疯狂制造不良,过几年来一遍。癫狂过后的一个必然副产品就是巨额不良资产。连续几年,银行业利润过万亿,在天量利润的光鲜外表下,难掩巨额不良资产的隐患。以政府信用背书的天量融资平台风险且不谈,光伏、钢贸、造船,每一块动辄都是上千亿的风险雷区。而在特殊的考核和晋升体制下,这些风险资产都是“任期内能拖则拖,不到万不得已不暴露”。
  值得警惕的是,伴随着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下跌,银行业传统的“抵押物崇拜”情结正在破灭──房产地产都将面临价值重估和流动性风险,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银行以土地为主的抵押物大缩水,导致了严重的信用体系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产生了大量的不良债权,导致大批银行破产。中国的银行业经过了“七年之痒”的流金岁月之后,已进入为粗放式经营还债买单的新周期中,新一轮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热点。
  日本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曾任内阁总理经济顾问的竹中平藏不久前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各种问题都被隐藏起来,当经济增速减缓时,金融资产的质量问题就渐次浮出水面。现在,中国金融总量很大,面临相同的问题就会感到很棘手。过热发展之后,连银行行长们自身都无法确定银行将来会有多少不良债权,这将埋下灾难的种子。而负责任的监管当局要制订一套评估系统,以厘清真实的数据。
  任何一部关于经济萧条或者经济危机的文献,都是围绕金融事件展开的。经历了6年多信贷洪峰的冲刷,在经济减速阶段,银行业资产质量恶化态势日益显现。高利差和低利率的价格管制型市场上,每一轮不良债务的处置,付出的都是一个民众的血汗代价。
  面对可能持续上升的不良资产,监管当局必须在信用秩序的维持与金融机构的自我责任原则上建立平衡,不能再沿用过去“父爱主义”,用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来为激进的金融机构背书。金融业是经营和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所有机构都要预先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预留“临终遗言”。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教训启示我们,激进的金融体系在风险资产和坏账上所有的推迟和掩饰的问题,终有集中爆发的一天,就像恐怖片中死去的僵尸。如不加以警惕,突然有一天,它拖着血淋淋的污迹复活了,届时人们就会看到续集──《不良贷款2》,那将是中国银行业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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